1949年仲夏，我时年13岁，从广州市南岸区中心国民小学毕业。当时广州仍处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之下，治安恶化，百业萧条，民不聊生，人心思变。妈妈为了给我未来谋个“好前程”，把我托付给在香港的大姑妈，让我进英文书院读书。大姑妈对此事也十分支持，但是由于香港英文书院与中文学校不同，只在春季才招考新生，于是先安排我在住地附近的健全中学读书，再待机转读英文书院。

　　健全中学位于港岛半山的西摩道27号，原先只开设幼稚园和小学，直到1949年7月才增办一个初中一年级班，学生也仅仅有三、四十人，是名符其实的“微型中学”。但它的确是“庙小神灵大”，以简竹坚（女，又名简菉持）校长为领导，聚集了一批从事党的隐蔽战线（其时港人称“地下党”“地党”）的革命工作者，以及思想进步的“左派”老师。据近几年有关解密资料透露，简校长担任当时我党隐蔽战线领导人潘汉年同志的主要联络员，起到同各方面的沟通联系的作用。简校长的父亲简玉阶先生是爱国实业家，他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企业老板，位于广州东山地区的“简园”，以及佛山市的“简氏花园”，都是简家的产业，健全中学也是由简家创建，并且由简玉阶先生亲任校董。简校长就是利用这样的家庭背景和职业作掩护，把健全中学经营成为党的地下联络点，开展秘密革命活动。当时的香港，是各种政治势力角逐的大舞台，简校长和老师们所从事的秘密革命活动，其环境之险恶，斗争之惨烈，战绩之辉煌，基于保密纪律，是我们至今也不可能知晓的，但他们十分重视采用各种措施对学生进行爱国思想启蒙教育。

　　一是秘密上爱国思想教育课。学校突破港英当局的限制，另编具有爱国思想内容的教材，有的印成活页，大多数只作口授，其内容主要有通俗易懂的党史军史、解放区新貌、解放大军战斗进程、新中国成立和广州解放等革命知识，还让学生办黑板报交流学习心得。记得在学校组织的一次政治常识测验竞赛中，我还夺得第一名，高兴地捧走了由简校长自掏钱包的奖品——十二个乒乓球和一对球拍。

　　二是坚持升国旗。健全中学原先是不升国旗的，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天——1949年10月3日清晨，及时高高升起五星红旗。那时我们在操场上列队，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举行了升旗仪式。自此，不但五星红旗天天升起，逢周一晨会还举行升旗仪式，这是郑重向大众宣告：我们的祖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三是教唱革命歌曲，观看前苏联电影。除了教唱从解放区传来的《兄妹开荒》《团结就是力量》《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歌曲之外，还有针对香港同胞的关切，由左派人士编写的革命歌曲，许多歌词我至今仍熟记如新：“红旗升，喜盈盈，解放军纪律明，帽上红星亮晶晶，手挽手儿去欢迎，从此百姓享太平……”；“人民解放军保护工商业，工厂齐开工烟囱冒黑烟，物价稳定商业生意好，大家抓紧生产努力建设……”。前苏联电影《人民之女》（又名《丹娘》）、《无腿飞将军》《普通一兵》等，老师们则作为“进步影片”，指导我们去观看受教。

　　四是组织参加爱国社会实践活动。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和广州解放，当时香港“左派”频频组织声势浩大的宣传和募捐慰劳解放军的活动。在老师们带领下，我们参加了港九爱国师生赴粉岭大旅行。女同学参加为解放军缝制新衣。我们拿着自制纸质小国旗、小红花沿街义卖募捐，还参加了在一所中学举办的港九各界爱国人士捐献物资义卖活动。这些募捐所得，后来都派专人送达解放区慰劳人民解放军。特别是有4位同班同学被老师秘密输送到四野两广纵队政治部文艺队，成为光荣的解放军战士，而且迅即给我们传回有关信息，更在同学中引发强烈的反响。

　　以上就是我所亲身经历的香港爱国主义教育。这一切，在我的童真心灵里，播下了爱党、爱国、爱解放军的种子，盼望离港回归祖国的愿望日益强烈，终于下决心婉拒大姑妈的一再挽留，违背妈妈送我赴港求学的初衷，在1950年1月学期结束之后，自主作出决定，只身踏上广州的归途。1950年秋，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中，党发出了“知识青年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号召，我由于在香港曾受到爱国思想教育，坚决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报名参军参干。1951年7月的，我进入空军第二航空预科总队（后改编为空军第二航空预备学校、空军通信学校）学习。

　　回忆往事，我深切地感到在少年时期，能在香港受到从事党的隐蔽战线革命工作的简校长和老师们的爱国思想教育，是一生极大的幸运，它给我人生之路立下正确的路标，引导我回归祖国，促成我参军卫国，从而又使我有机会长期在党的领导和培养教育下，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度过有意义的人生，如今又得以安享晚年。

　　在迎来党的百年华诞的今天，我拿起拙笔写就此文，以此献给曾教育我成长的简竹坚校长、赵善富老师、王植生老师、徐效鹏老师……，献给所有出生入死，为人民作出特殊贡献的无名英雄——从事党的隐蔽战线革命工作的先躯们！

　　（作者：天河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党组成员 谭椿亨）